易游yy加内特:闽、赣、湘、鄂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货币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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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县东固平民银行采用自产松烟油墨和蜡纸刻版成功开印了苏区第一种纸质货币。
东固银行是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银行。它的前身是东固平民银行。东固平民银行是中央苏区较早成立的银行。
东固位于吉安县的东南部,同永丰、吉水、兴国、泰和等县交界,东靠大山,地势险要,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1]之称。东固根据地是在万安农民暴动后形成的,1928年东固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为了方便交易,革命政权兴办消费合作社并印发铜元票,“这种铜元票是在长条形牛皮纸上盖一排圆章,一个圆章即为一枚当拾铜元,可以整条使用,也可裁开使用”[2]。随着东固革命根据地日趋稳固,为了方便农民借贷成立了贫民(平民)借贷所。1929年7月,东固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决议成立东固平民银行,“联合东固各阶层的经济力量,取得各阶层的援助,开展反对经济封锁的斗争”[3]。8月,为便利市场交易,解决经济困难,由红军二、四两团捐助基金四千元,在东固贫民借贷所的基础上成立东固平民银行,银行行址设在东固镇的东固街上,与东固消费合作社同在一间房里,进口左边是消费合作社,右边是银行。银行行长由消费合作社副经理黄启绶兼任。东固平民银行成立后,发行了票面为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和壹佰枚的四种铜元票,先以油印机印制,之后换成石印机,铜元票可随时兑换铜板。1930年3月后,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扩大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东固平民银行扩大为东固银行,在兴国、永新县城设立分行,受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领导。东固银行成立后,印制东固银行四种面额的纸币,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县城后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撤销,东固银行的工作结束。
1930年10月,、朱德率部离开井冈山,一路转战,攻克吉安城后建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第一次“围剿”开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下令“立即动手出票子”[4],加紧筹集战备物资,将缴获的两台石印机转运到东固印刷厂,苏维埃政府在东固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西工农银行,利用缴获的四十万张面值壹角的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券改印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投放市场,以筹集到的二百万元经费支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
1929年8月,江西省兴国县东村乡苏维埃政府建立东村乡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厂址石角背,厂长周仁根,造币工人陈志吴、陈奕珍、陈士苑、陈士萌。初办时,为解决银料采取了集股的办法,发动区、乡干部家属捐献银器首饰作成本,集银料三十余斤后,利用土法筹办简陋设备开铸银币,用土办法铸造“袁大头”银币投放市场。造币厂没有冲床,生产的银币粗糙,花纹不清楚、边圈无齿纹,工人用小钢凿手工凿纹修边。1930年夏,造币厂由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迁东村东龙庵,时有工人二十四人,平均日产“袁大头”银币二百余元。同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省苏维埃政府接管该厂并改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5],批量铸造“大洋头”、“小洋头”和“老鹰头”银币,日产量增至五百元。
同年7月又向江西工农银行划拨五万元补充基金,大量印刷发行铜元券,回收销毁暂借发行券。这批苏区早期货币印制简陋粗糙,但质纯量足信誉好,为红色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
苏区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东古平民银行铜元票、东古平民银行、纸、拾枚贰拾枚伍拾枚壹佰枚、4、吉安东固苏区、1929年8~11月,东古银行铜元票、东古银行、纸、拾枚 贰拾枚 伍拾枚 壹佰枚、4、赣西苏区、1930年2月~1931年1月,坑口墟消费合作社银亳票、坑口墟消费合作社、纸、毫半、1、闽西杭武第三区、1931年1~5月,蛟洋农民银行流通券、蛟洋农民银行、纸、壹角壹圆、2、闽西蛟洋苏区、1927年12月~1928年6月,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永定县太平区信用合作社、纸、壹圆伍圆拾圆、3、闽西永定县太平区、1929年10月~1932年,永定县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纸、壹毫 贰毫 伍毫、3、闽西湖雷苏区、1930年2月~1931年3月、加盖“丰”字,永定县第三区信用合作社银毫票、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纸、壹毫、1、闽西永定县第三区、1930年2月~1931年、加盖“丰”字,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流通券、上杭县北四区信用合作社、纸、贰角 伍角、2、闽西上杭县北四区、1929年10月,闽西工农银行辅币券、闽西工农银行、纸、壹角 贰角 伍角、3、闽西苏区、1930年11月~1932年,闽西工农银行银元票(暂用)、闽西工农银行、纸、壹圆、2、闽西苏区、1930~1932年,江西工农银行铜元票、江西工农银行、纸、拾枚 伍佰文 壹仟文、4、赣南苏区、1931年初~1931年秋,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江西工农银行、纸、壹角、1、赣西南苏区、1930年11月~1931年1月、加盖戳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伍分 壹角 贰角 伍角 壹圆、8、中央苏区、1932年7月~1935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铜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铜、壹分 伍分、7、中央苏区、1932~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贰角 壹圆、4,中央苏区、1932~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仿制银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壹圆、3、中央苏区和国统区、1932~1934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仿制银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银、壹圆、3、赣南苏区和国统区、1930年1月~1931年1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借钱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纸壹圆伍圆拾圆、3、闽西游击区、1936年初~1937年10月、木版或手写[6]。
闽西工农银行是闽西苏维埃政府的银行。1929年3月至6月,、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地区,在闽西地方党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以龙岩、上杭、永定武装暴动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全歼军阀郭风鸣、陈国辉的部队后创建了闽西根据地。1930年3月,在龙岩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之后,闽西地区发生严重的工农“剪刀差”经济问题,为了改变此现状,闽西特委提出了十条补救办法,其中关于金融方面的办法就有设立各类合作社、农民银行和借贷所等,办理低利借贷,调节市场。之后,信用合作社在闽西根据地广泛发展。9月,在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以“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7]为宗旨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并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布告,推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兰为仁、赖祖烈、黄维仁七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银行行长是阮山,曹菊如任会计科长,着手筹备工作。银行资本定为二十万元,分二十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收现金不收纸币,旧银器每两折大洋六角,金器照时价推算,限期9月内募足。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开幕,25日开始发行纸币。闽西工农银行于1930年和1931年发行了银元票和辅币券,同时代理财政,低利借贷。
闽西工农银行行址开始设在龙岩,因战争关系,成立后不到半个月即迁到永定、上杭、龙岩交界的虎冈,后又迁到上杭的白砂,约半年之后,于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战胜利后,迁到了长汀。闽西工农银行随闽西苏维埃政府多次搬迁,但业务未受影响。
闽西工农银行的主体业务工作为发行纸币,保存现金,代理财政金库,收购金银首饰,发放低利贷款,发展苏区经济。
闽西工农银行在龙岩时,设立印刷厂,印制发行壹圆主币和壹角、贰角辅币。纸币发行后,坚持兑现原则。为保持银行信用,随来随兑,纸币从始至终保持与银币一比一的兑价,因此,纸币的信用很快巩固,有人因银币携带不方便,愿收纸币不收银币,有的商人甚至用银币到银行兑换纸币,愿付百分之几的贴水。因此,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信誉很高。
苏区政府、军队、机关、团体收入的款项一律作为财政存款,存入闽西工农银行,银行发行的货币不用于财政开支,有时财政入不敷出时,银行只给临时周转,这也是闽西工农银行纸币保持很高信用的重要原因。
革命前的闽西妇女习惯戴用银质装饰品,土地革命后,因提倡朴素,经过宣传,妇女们乐于把首饰卖给银行,银行设立炼银厂,将首饰银器铸成银饼,输到白区换进物资。
此外,银行专设一个营业部,兼营苏区与白区贸易,将苏区土产运往白区,再从白区购进药品、煤油、布正和食盐等。这对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发展苏区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
低利贷款主要对一些合作社和商人发放,银行对生产合作社来投资,促进了铸铁业、造纸业的发展。为帮助农民解决“谷践伤农”和高利贷的剥削问题,银行向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发放了较多的贷款。
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以闽西工农银行的人员和设备为基础,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因为闽西工农银行属于集资办银行,仍与国家银行省分行并存,但在城市不对外营业,直至1935年春,因主力红军北上,闽西根据地缩小,闽西工农银行的工作才告结束。
江西工农银行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成立时间为1930年11月,银行行长是颜达。江西工农银行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为筹措资金以支援战争的紧急状况下建立的。江西工农银行营业期间始终随战,印发的票币有壹角券的暂借发行券,拾枚券、伍佰文券和壹仟文券的铜元票。
1930年2月至8月在红四军、红三军的支持下,陈毅率领的红二十二军开辟了赣南根据地。10月4日,、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地方武装和农民群众支援下,一举攻克吉安县城。10月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同时,“围剿”军事活动开始,10月23日,红一方面军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会议,确定粉碎“围剿”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一切工作均转向为反“围剿”战争服务。为了从金融上支援反“围剿”战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11月17日发出紧急通令秘字第一号,要求创办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的工作要抓紧进行。11月2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又以通令秘字第四号确定“本政府财政部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
江西工农银行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支援反“围剿”战争,准备充裕的经济,立即动手印制钞票。首先建立印刷所,印刷所开始设在吉安有庆巷里一栋小洋房里,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印刷所于11月从吉安城撤到东固山瑶下。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印刷所迁到永丰的龙冈,后又从龙冈经兴国的莲塘、枫边到万安良口,再回到兴国龙冈头的水头庄,最后从兴国迁到瑞金。至1931年8月,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江西工农银行均在赣南战场上随军营业、发行纸币,为保障供给、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江西省级机关与银行由瑞金迁往宁都。1932年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后,在江西工农银行的基础上,成立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
湘鄂西根据地大致上可以分为洪湖苏区、鄂西北苏区和鹤峰苏区。其中洪湖苏区各县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建立了石首农业银行、监利县农民银行和沔阳县政府财经委员会,五县联县后成立鄂西农民银行,洪湖苏区扩大后改称湘鄂西联县农民银行总行,又改为湘鄂西省农民银行。鄂西北苏区成立了鄂北农民银行,鹤峰苏区成立了鹤峰苏维埃银行。
湘鄂西省农民银行是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1927年至1930年,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的工农红军在地方革命武装配合下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以洪湖为中心,包括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和巴兴归等小块根据地。1930年4月,在石首调关成立鄂西联县政府,1931年联县政府改组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西苏区银行机构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既有中心地区的银行,又有分地区性银行。在洪湖地区由各县设立银行,发行钞票。如1930年在石首县建立了石首农业银行,发行有石首农业银行的纸币。1930年9月,湘鄂西特委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通过的经济政策决议案规定:“由联县政府建立农民银行,发行纸币,调剂赤区经济,办理农民储蓄、借贷事业等。但禁止各县滥用纸币,各县已发出的各种纸币设法收回,统用鄂西农民银行的纸币。”[8]12月,鄂西农民银行在石首调关成立,银行行长为戴补天。该行发行了鄂西农民银行纸币,纸币名称为信用券。1931年,联县政府改组为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银行改名为湘鄂西省农民银行,银行行长为崔琪,行址设在监利县周老咀,老迁至洪湖瞿家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名义发行纸币,并铸造发行有“苏维埃”三字的银币和铜币。除在洪湖地区建立银行外,苏区政府还在鄂西北和湘鄂边建立了银行。1931年7月,在鄂西北根据地的房县,设立鄂北农民银行,银行负责人为王守训。鄂北农民银行既发行纸币又铸造发行苏维埃银币。1931年在湘鄂边根据地的鹤峰县,设立鹤峰苏维埃银行发行纸币。1933年红军主力退出苏区后,银行工作即告结束。
湘鄂西根据地货币之货币名称、发行机构、币材、面值、版式、流通区域、流通时间及备注信息: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监利县苏维埃政府、纸、壹角贰角壹圆、3、湖北监利苏区、1930年3~10月,河阳县苏维埃政府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财经委员会、纸、壹角 贰角 伍角、4、湖北沔阳苏区、1930年7~10月,石首县农业银行信用券、石首县农业银行、纸、壹圆、2、湖北石首苏区、1930年2~7月,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纸、壹角贰角伍角壹圆伍圆、5、洪湖苏区、1931年7~11月,鄂西农民银行信用条、鄂西农民银行、纸、贰角、8、洪湖苏区、1931年7~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银币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纸、壹角 贰角 伍角 壹圆、12、洪湖苏区、1931年12月~1932年夏,鄂北农民银行兑换条、鄂北农民银行、纸、壹串文、1、湖北均县、房县苏区、1931年7~9月,鄂北农民银行信用条、鄂北农民银行、纸、伍角 壹圆、2、湖北均县、房县苏区、1931年7~12月,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信用券、鹤峰县苏维埃银行、布、壹角 贰角 伍角 壹圆、4、湘鄂边鹤峰苏区、1931年3月~1932年7月、白竹布,鹤峰苏维埃银行铜币券、鹤峰县苏维埃银行、纸、壹佰文 贰佰文 伍佰文 壹串文、4、湘鄂边鹤峰苏区、1931年3月~1933年8月、丝棉纸,湘鄂西省赤色铜币、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铜、壹分、1、湘鄂西苏区、1931~1932年,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币、鄂北农民银行、银、壹圆、1、鄂北房县苏区、1931年8~12月,中国苏维埃共和国造银币、鄂北农民银行、银、壹圆、1、鄂北房县苏区、1931年8~12月,“维持块”、鄂北农民银行、银、七钱二分、1、鄂北房县苏区、1931年7~8月,中国苏维埃造银币、湘鄂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湘鄂西苏区、1931年,“苏维埃”戳记银元、湘鄂西苏维埃政府、银、壹圆、1、湘鄂西苏区、1931年、加盖戳记,湘鄂西盖戳铜元、湘鄂西苏维埃政府、铜、当拾文 当二拾文 当五拾文、3、鄂西苏区、加盖戳记[9]。
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是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的银行。1927年11月,黄安、麻城农民武装起义后组建工农革命军,1928年建立鄂东北根据地。1929年5月,商城起义后开辟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六安、霍山起义后,开辟皖西根据地。这三块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于1930年改编为红一军。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三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银行首先是在鄂豫皖和皖西北建立的两个特区银行,然后统一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1930年10月,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后迁新集)建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行负责人为郑位三。1931年5月,在安徽金家寨建立了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银行负责人为吴保才。1932年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两个特区银行组成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又称鄂豫皖省苏维埃工农银行。省银行行址设在新集,银行行长为郑义斋。两个特区银行和省银行,均先后印制发行了纸币,并铸造发行了苏维埃银币和铜币。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收集、熔化废弹壳铸造发行了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铜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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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根据地设有经济公社,即是公营商店。它与银行的关系紧密,除经营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盐、布、药品、纸张等)外,还负责代理银行业务,兑换银行纸币,并且为了交易方便,还自行印刷发行了小额辅币券作为找零。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陕一带,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战斗。这时,为了流通金融,由经济公社以布代纸在白布上刷桐油印制了串币“油布票”流通于游击区。后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随红军主力转移川陕开展新的工作。
鄂豫皖根据地于1930年10月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特区银行迁到新集后,1931年5月成立了赤城县苏维埃银行和赤南县苏维埃银行,铸造发行了银币和铜辅币。1931年5月,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成立。1932年1月,鄂豫皖省委成立,银行改称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至此形成了省、地县三级银行体系。
此外,鄂豫皖根据地其他主要地区设立了信用合作社和经济公社。信用合作社是根据地区以下的乡和村属集体性质金融机构,皖西“金寨县境内包括有六安等五个县的部分,共一百零六个完整乡,绝大部分设立了合作社,其中有一部分专营的信用合作社。有一部分是兼营信用合作社”[10]。经济公社是公营商店,有专人办理银行业务,并受银行委托发行小额辅币券。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瑞金宣告成立,分别组建成立了国家银行、中央印刷厂和中央造币厂,开始发行苏维埃国家货币。
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议案》从工业、商业、财政与税则、市政四个方面制定了相关的苏维埃经济政策条例,其中在财政与税则方面对于开办工农银行和货币发行作出指示要求:
第一、开办工农银行“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手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等实行借贷,以发展苏维埃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11]。
第二、规定具体货币发行政策。“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内通行,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外来的货币须一律兑换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12]。“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13],即管控苏维埃区域内的旧货币,代之以苏维埃自己发行的货币,而对于旧的金融机构也需要监督、禁止其再发行货币,为苏维埃货币进入市场扫清障碍。
1931年11月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做出了建立国家银行的决定,并指定财政委员会委员毛泽民负责筹备。
“为着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动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国家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纸币的特权”[14]。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营业,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15],按其规定发行的货币有壹圆、伍角、贰角、壹角和伍分共五种面额的纸币以及银币壹圆、贰角、铜币五分、一分四种铸币。陆续将闽西工农银行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收回,兑换新币,其他根据地因受封锁限制,只能自行发行国家银行的货币。
苏维埃国家银行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接受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指导和监督。“财政人民委员部得监督本行一切事务,指导本行业务之方针,核准本行各种营业规则及利率,监督本行业务,核准本行经费之预算、决算,审查各项报告并资产负债表等”[16]。国家银行的管理权属于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呈请人民委员会任命九人组成,其职权为“规章制度的制定,纸币发行数量和现金准备的规划,分支机构的设立和撤销,预算决算的审定,利润的分配处理,资本的增加及内部事务的监督”[17]。
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只有五名工作人员,行长、会计兼核算、记账员、出纳员和兑换兼杂务。随着国家银行的发展和业务的扩大,国家银行的内部组织机构逐渐完善并初具规模,行长之下设总务处和业务处,总务处设有文书科、券务科、管理科,业务处设有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金库成立后,增设国库科和发行科。
经不断完善,苏维埃国家银行组织机构的设置明确规定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本行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并得设立分行于各地,或与其他银行订立代理合同或汇兑契约为本行之代理。”[18]“本行及分支行设正副行长各一人。”[19]“本行和分行均设放款及贴现委员会。”[20]“总行的组织机构是随义务发展而逐渐扩充的,至一九三二年冬,发展到相当的规模”[21]。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组织机构至此初具规模,随着银行的运营发展逐渐完备,不仅建立了总行、省分行、县支行、总行直属支行、信用合作社等组成较为完善的机构体系,还建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印钞厂、铸币厂等印制机构。
货币印制发行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第一个任务和重要职能。国家银行机构、人员的组建以及资金的筹集是货币发行的基础性条件,货币印铸是重要环节。货币印铸发行要建立专门的造币、印刷机构,中央造币厂和中央印钞厂应运而生。“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红域的扩大,工农业生产发展,接中央政府通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政府造币厂”[22]。中央造币厂设在瑞金县洋溪村一个叫中门斗下屋场的私祠里,“成立时厂长陈祥生,业务处长谢里仁,总务处长杨其鑫,陈祥生调任中央印刷厂任厂长后,由谢里仁任厂长”[23]红军在攻占武平和沙县时缴获了两台铸币机,“这时,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造币厂的组织机构进行了重新组合,厂长下辖两个处,一个行或处和一个业务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绞皮部、冲床部、滚边部、洗银部、印花部、储部和一个修理部及银库等”[24]。合理的设置提高了中央造币厂的生产效率和质量。
“中央印刷厂于一九三一年九、十月间在瑞金县叶坪下陂坞村建立,是以江西省印刷厂为基础扩大组成的”[25]。中央印刷厂下设八部一处,分别是浇铸部、装订部、铅印部、排字部、石印部、账票部、油墨部、刻字部和总务处。石印部印刷钞票、债券等,铅印部印刷文件、报刊等,浇铸部负责铸铅字,排字部负责捡字排版,刻字部负责标题、版画的刻制,油墨部负责配置油墨,编辑部负责编辑校稿,装订部负责裁纸、切边和装订等,总务处则主管后勤和财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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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到11月,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和铅印部分别设为两个厂,铅印部仍叫中央印刷厂,负责印刷文件等。石印部迁至新龙村,改为中央财政部印刷所,专门负责印钞票。
苏区纸币不论是主币,还是辅币,均可兑换银币,票面上均印有“凭票兑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字样。银币有专在红区流通和专在白区使用之分。苏维埃政府提出了由国家银行独占发行的原则,一切交易、纳税和款项收付均须使用苏维埃货币,严禁私人银行、钱庄、商店和合作社发行纸币,工农银行和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是苏区唯一的法定纸币。
发行苏维埃货币既是民众的需要,也是革命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民众生活,支持革命战争,打破经济封锁的必然选择。
中央苏区是由闽西和赣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接而成,两根据地在发展时期除东固平民银行、东固银行、外分别成立了蛟洋农民银行闽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和等,这些早期银行是国家银行诞生发展的土壤。蛟洋农民银行是闽西革命根据地最早建立的金融机构,起初是由当地农民协会于1927年11月创办,上杭县北四区工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由政府直属。1928年6月,地方军阀郭凤鸣占领蛟洋后停止营业。
由于严密的经济封锁,印刷纸币所需的纸张、油墨等材料没办法进入中央苏区,票样影制铜版在从上海运回瑞金的途中被截获,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带领造纸工人采集当地特有的植物纤维作纸浆原料,再掺入适量细羊毛成功造出质地细密柔韧具有防假冒伪劣性能的钞票纸。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发动龙岩、漳州战役后通过厦门地下党组织采购到一批油墨,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利用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印刷铜版剪贴改造国币印刷铜版。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批纸质国家货币正式开机付印,发行面额为伍分、壹角、贰角和壹圆的纸币共计65.6175万元,次年又增印了面额伍角的纸币。至1934年10月止,中央印刷厂印刷了五种面额、八个版别的纸币八百万元。
中央苏区的货币形式有纸币和铸币两种。铸币既有主币也有辅币,主币是币面有镰刀和锤子图案及文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壹圆型大银币,为了购买苏区所需的紧缺物资,苏维埃政府国家外贸局从上海购进“老鹰头”[26]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27]及“袁大头”[28]“孙小头”[29]“川板”[30]等银币并投入使用。
苏维埃辅币只在苏区使用,包括贰角银币、伍分和壹分铜币三种硬币,硬币样式从黄亚光设计图中选出。
由于白银缺乏,所以贰角银币发行量较少。贰角银币有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两个版式,直径2.3、四厘米,厚0.15厘米左右,重近五克半,正面中央直书“贰角”面值,外缘饰马齿一圈,上、下缘从右至左书写,上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八字,下缘为铸造年份“公历一九三二年”或“公历一九三三年”,上下缘之间五角星隔开。背面上缘从右至左书写“每五枚当一圆”,下方左右两组麦穗环绕地球,地球上方饰有一枚五角星,中间图案由镰刀和锤子构成,象征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政权,下方饰花结,侧边有直线边齿。
五分铜币正面图案由中国地图、党徽、五角星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组成,背面图案由五角星、麦穗和楷体的“五分”组成,因中国地图的细微差别有分岛、连岛和无岛三种版式。一分铜币正面图案由党徽、数字“1”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组成,背面图案由五角星、麦穗和楷体的“一分”组成。
初期因没有先进的机器设备,中央造币厂只能依靠人力使用原始的方法和普通的工具手工土法造币。造币前首先把银料放入火炉中熔化,然后倒入石板模具中铸成条形银块,再将条形银块剪成银币等同大小的银坯,最后放入钢模中并加盖上刻有图案的另一块钢模,以一百多斤重的花岗岩石碓人工冲压成型,石碓就是重达两三百斤的四方形大石块,由于没冲床,只能用粗麻绳一端拴着石碓,另一端吊在用圆木做的起重架上,作业时,几个人扯动麻绳将石碓拉至起重架顶端,再放落麻绳,通过重力冲压使银坯成型,后期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铁碓冲压。这些办法均低效且工具易损,不仅银币质量不稳定,工作效率也很低,残次品很多,需回炉再造,每天只能生产银币五百多块。“由于钢模花纹的精密度不够,‘天碓’打下来又不准确压力不匀称,因而铸出来的银洋很粗糙,花纹不清楚,而且边缘上没有花纹,和市面上的‘大袁头’不一样,不能在市面上流通”[31]。因生产设备及工艺落后、制作时压力不够等问题,此类银币即使是成品也是工艺粗糙,有边缘厚薄不均的问题,字迹略为不清,内廓凹凸不平,侧边有时可见毛边,还需后期手工修理打磨。
1932年3月初,红军在进攻武平的时候缴获了一台铸币机,连带还有银板机、校坯的绞皮机、冲床、滚边机、钢模等设备。1932年,红十二军在闽西的上杭缴获钟绍奎部铸币机一台,后经改装后铸出的银币质量大为提高。1932年8月,福建长汀建立了一个熔银厂,可以把从福建收购的银料熔铸成银坯后送往中央造币厂。1933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协同作战,在三明的沙县缴获卢兴邦部一台铸币机一台。因此,中央造币厂逐步实现了铸币机械化,同时使用两台铸币机器每天可以生产大小银币一万六千多块,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苏区银币虽然较为粗糙且流通区域有限,但因银质好而深受民众欢迎。
与此同时,其他革命苏区或自己设计、或改造、或仿制发行了大量银币、铜币、纸币和布币。
[1]胡松、李霞:《“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论东固经验对根据地发展的策略思想的贡献》,《理论研究》,第64-68页。
[2]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3]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4]王卫斌:《货币战:苏区的第二条战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的成立和发展》,农村大众报,2023年8月7日。
[6]资料来源: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殷毅:《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7]《土地革命时期闽西红色金融的实践与启示》,《人民政协网经济》2021年6月22日。
[8]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编写组:《宣布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成立布告》(1931年1月1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银行简史》,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9]刘崇明、祝迪润:《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钱币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1。许树信:《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
[10]胡菊莲:《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1931年11月)》,《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14]江西省档案馆:《经济政策》(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5页。
[15]《闽西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年4月25日),《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16]赣州市财政局、瑞金市财政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151页。
[17]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8]赣州市财政局、瑞金市财政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150-152页。
[19]赣州市财政局、瑞金市财政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150-152页。
[20]赣州市财政局、瑞金市财政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史料选编》,第150-152页。
[21]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22]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23]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流金岁月》,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24]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6页。
[25]罗华素、廖平之:《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26]王卫斌:《苏区货币战》,《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第51页。
[27]王卫斌:《苏区货币战》,《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第51页。
[28]王卫斌:《苏区货币战》,《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第51页。
[29]王卫斌:《苏区货币战》,《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第51页。
[30]王卫斌:《苏区货币战》,《文史月刊》2010年第5期,第51页。
[31]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陈毅、肖华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
